对上述现象，北京研究民进党的知名专家徐博东教授早在1998年发表于《中国评论》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彻的论述: “ 民进党是个投机性很强的政党，它的一切政治运作无不以选举为取向，以夺取政权为目标。对于大多数民进党头面人物而言，台独与其说是一种理念、一种信仰，毋宁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种工具 ”。

　　“台独”是不可能的，但它在台湾政治斗争中的功能和作用却是巨大的，这就是区隔族群，挑动省籍矛盾，进而在选举和政权争夺中克敌制胜。从历史看，从当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的蛮横腐败与1947年的 “ 228事件” ，到把整个政权体系从上而下搬到台湾、大陆籍人全面占据军公教和公营事业，省籍对立就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基本矛盾。此后，国民党在 “ 动员戡乱” 、“ 反攻大陆” 名义下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，庞大的民意机构几十年无限期连任成为 “ 万年国会” ，这对台湾本省群众的政治权利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剥夺。同时，当时所谓 “ 反攻大陆” 在全世界看来都只是一个天方夜谭，原本生活在台湾的本省民众与其针锋相对、反其道而行，“台独”就成为号召本土、与“ 外来政权” 斗争的基本武器。此后漫长时期中，蒋氏父子先后曾在局部范围内有意识地发掘台籍精英，纳入国民党政权体系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菲律宾、韩国等国专制政权在席卷东南亚的 “ 民主化浪潮” 中先后垮台；蒋经国审时度势、顺应潮流，决然开启台湾“政治民主化” 与“政权本土化” 的历史进程。李登辉接任后，利用党内“ 非主流派” 的一些抵制与不满，极力宣扬 “ 身为台湾人的悲哀” ，塑造本省籍民众“ 悲情意识” ，一步步削弱党政体系中的大陆籍势力，基本实现了政权的本土化。由于对省籍情结的一再操弄和放大，直至2000年民进党虽然已经上台，但在那些族群意识严重的人们眼里，他们取得的只是“半壁江山”，“出头天”的愿望并未彻底实现；并以“ 95%的外省人从来不投票给台湾人” 为由，继续以族群为工具操弄“ 政权保卫战” 。此后八年，台湾在民主形式下所进行的，依然是你死我活、有你无我、不共戴天的殊死决斗。

　　在上述过程中，由于直接挑动族群矛盾毕竟不道德、有违基本的人权人性，而国民党则无论再怎么倾靠 “ 本土” 都不可能与自己的天然身份彻底割裂而完全放弃统一，所以“统独”就成为他们有效区隔族群、激化省籍对立的工具。每逢重要选举，就刻意升高“台独”调门，以“ 一边一国” 、“ 公投” 、“ 制宪” 、“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” 等等激化两岸关系，转而激发岛内民众“ 受打压” 的悲情意识，最终在选举中获利。这期间，陈水扁也曾数度试图以 “ 新中间路线” 、“ 两岸统合” 、“ 你国民党如果能让大陆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一中各表，我就接受 ” 、“ 在九二会谈及其所获各项协议基础上” 、“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” 等等缓和两岸关系，试图以打开两岸僵局在岛内挖得部分中间选民支持，进而巩固政权；而每次目的未能达成之后，他就回头更紧密地拥抱 “ 台独基本教义派” ，巩固“ 基本盘” 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印证了“台独”的工具特质。

　　四、两岸紧张成为“台独”势力在岛内操弄族群对立的基本前提

　　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台湾经过一系列“宪政改革 ” ，民主化的各项主要目标基本实现；经过各种选举和李登辉大量提拔本省籍人士出任党政要职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程度大大深化，本省籍民众中长期积聚的 “ 出头天” 思想大大纾解。民进党鉴于“ 民主牌” 逐渐失去效用，曾一度试图以升高“台独” 诉求强化与国民党斗争的力度，但在1991年底的选举中遭遇重挫。此后，民进党逐步展开淡化“台独”的“ 路线转型” 。就大趋势而言，如果除开两岸因素、单纯从岛内政治斗争因素看，虽然国、民两党在“统独”问题上尚标举不同的口号，但国民党主张的是未来 “ 远程” 的终极统一，民进党则认识到“台独”起码在现阶段并不存在实现的可能，这其实说明双方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真实诉求是相互重叠的，就是 “ 不统不独” 。所以，不论是“统独”斗争还是族群矛盾，本来已经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对抗性与激烈程度。90年代中期民进党先后两位党主席中，施明德率先与外省籍色彩最鲜明的新党 “ 喝大和解咖啡” ，许信良“ 夜奔敌营” 并倡导建立“ 大联合政府” ，在两岸关系上提议“ 大胆西进” ，都是上述趋势的直接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