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9月11日，数十名戴着帽子、口罩、墨镜的台北市公娼姊妹们，彼此手牵着手，拉成一排，齐声喊着口号向前迈进。她们“蛋洗”着台北市政府大门，要求政府撤回“废除公娼”的决定，并争取两年的废娼缓冲期。此时，43岁的官秀琴一个人走到了电视镜头前，“唰”地一声，拉下了贴身黑长裤露出镶着蕾丝边的白色内裤，以及遭到警方殴打后的瘀青丰臀与大腿。

　　“我不怕‘见笑’(台语:丢脸)，我站出来让大家围过来看，我今天有这个勇气走出去，就是觉得我的工作并不是见不得人。”身兼单亲妈妈、公娼、妓运斗士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官秀琴说，以前她也想过，自己做这一行，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她，但是自从政府宣布废娼之后，她就没有顾忌了，决定站出来组成公娼自救会，为性工作者“除罪”。

　　她站在一堆受过高等教育、身兼律师的妇运领袖旁，高声疾呼着:“阮（台语:我）不是爱做公娼，只是要有工作！”

　　她总是顶着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卷发，化着红唇艳妆，参加娼妓国际会议，拍摄纪录片写真集，她争取将台北市归绥街139号的公娼馆——“文萌楼”列为文化古迹。在此同时，她还因不满台北市议员杯葛市府的缓废娼案，与公娼姊妹们吞药自杀，幸而获救。

　　官秀琴不止一次说过:“一旦(娼妓)变成非法，什么人都可以骑在阮头上，阮（台语:我）只有低头，求人手势拿高，放阮一马。”

　　2001年，台北市政府正式执行废娼政策，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历史。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转入地下化，官秀琴只好在台北万华区，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私娼馆。实时年过半百，她依旧要下海当“小姐”。等到“老客人”捧场享受片刻温存，下了床之后，她又重新走上街头，为性工作“除罪化”疾声呼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