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经国在台终结蒋家时代 死前仍想两岸统一

2013-04-02 15:40:00 人民网 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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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79年1月1日,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唯一合法政府。同一天,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中止“外交”关系,美国与“中华民国”之间的“共同防御条约”也将废止。

  这一年,国民党内分裂情势是来到台湾之后最公开的一段时候。5月底,一群上年岁的资深“立法委员”要求终止岛内所谓的“思想污染”,警告说反对派人士已经给台湾的“共产化”开门。右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,有理由担心蒋经国和改革派逐步朝向“有管制的自由化”走。借托克维尔的话来说:“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,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”

  党外力量多元化

  1979年,康宁祥申请发行的新刊物《八十年代》得到通过。《八十年代》总编辑江春男有心把这份刊物办成温和反对派的论坛。江春男公开宣称,他要避免刺激的文字,走可被接受的批判言辞路线。同年8月,“行政院新闻局”又批准另一位反对派“立法委员”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刊物《美丽岛》。与《八十年代》不同,《美丽岛》走的是“对抗性”、法律边缘策略。党外路线在这个时候开始分歧,一派是康宁祥、江春男等属于主流、温和反对派,一派是新起、比较激进的人士,后来被称为“美丽岛”集团。

  同时,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,例如《潮流》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,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。这些刊物虽不逾越“煽动叛乱”、支持“台独”或以“武力推翻政府”的底线。但是批评的内容尖锐,也反映出岛内的言论尺度已有所放宽。蒋经国的改革派部属仍继续和知名的党外人士有个别、非正式的会谈。

  本省籍的《美丽岛》集团声势最大,普受欢迎,杂志发行量在10至30万份之间,并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,又主办街头活动。施明德后来在监狱时表示,创办《美丽岛》的目的是“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,主张实行‘国会’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”。

  《美丽岛》杂志以纪念世界人权日的名义,申请准予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夜间烛火游行。警备总部以预计会危及社会秩序为由,驳回申请。康宁祥反对进行非法集会,黄信介等人则决定照样办理,不理禁令。《美丽岛》这批人相信,蒋经国不能、也不会利用武力遏制大众表达政治异议。王升和其它情治官员把迫在眉睫的危机向蒋经国提出报告。蒋经国重申他的指示:“在民众骚乱时,警察必须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。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。”12月10日上午,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一篇重要演讲。他昭告780位党代表,1979年“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”。

  蒋经国长篇演讲的主题是台湾的民主: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,必将继续向前迈进,决不容许后退。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,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、加强法治政治基础、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。“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,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,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,民主不致流于暴乱,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。”

  第二天上午,国民党“十一届四中全会”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。幸好警方自制,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,初期倒使政府方面普受同情。不仅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团体谴责暴徒,受尊敬的《自立晚报》与若干党外公职人员也责备暴徒。

  蒋经国终于决定大举镇压,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,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,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。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,同时把《美丽岛》及温和的《八十年代》统统停刊。12月14日,情治机关一举抓了黄信介以降100多个反对派带头人士,施明德逃逸后被抓获。

  1980年3月18日,高雄事件8名被告到军事法庭接受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。国际特赦组织及其它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,美国及其它非官方关系之外交官、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。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、三页全版报道,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800万名读者眼前。被告在庭上陈述,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、不停地接受侦讯(新闻界称之为“疲劳轰炸”)之下,才招供认罪。担任他们辩护律师的陈水扁、谢长廷、苏贞昌等都因此案一举成名,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。4月18日,军事法庭裁定所有8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。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,可是蒋经国传话,“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”,“只要他在位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”。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,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,姚嘉文、林义雄、张俊宏、吕秀莲、陈菊、林弘宣处有期徒刑12年。

  真正的选举

  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,显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。现在,他要展现另一新貌。因美台断交中止的“立法委员”增额选举,定于1980年12月6日恢复举行,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。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,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、干净。他说,国民党“进行改革,不是为了赢得选举,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”。

 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,无法参与竞选,可是,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挂上阵,成为候选人。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。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“台独”、直接抨击蒋家最挑舋性质的题目之外,几乎是畅所欲言,百无禁忌。

  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。“立法院”70名增额“立委”选举,反对派人士只当选7席。

 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,从1979年开始,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、修订公司法,最低工资由每月67美元调升为84美元,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项目,大幅增建民众住宅,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。

  1980年代初期,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到非政治的领域,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,集中在家庭、宗亲、宗教、嗜好和工作的范围,这些力量并不包含愿意向政府挑战的团体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,动员民众对米价、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。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,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,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,互通声息。这期间,劳资纠纷案件激增,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。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,谁也阻挡不了。

  在政治改革的起跑在线

  1983年初的蒋经国,已经行动不便,他告诉医生,走路“像踩在棉花上”,但是他不肯坐轮椅。台北的新闻界此时展现出活力、开放的气象,密切猜测接班问题──在蒋介石时代,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。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,“总统府秘书长”成立“八人小组”,以防备“总统”不能康复或不能执行职务时,可以实施集体领导。蒋经国对这个动作心里不痛快。他的任期还有一年,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。国民大会将在3月间投票选举他的接班人—“副总统”。蒋经国心里也明白,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。

  1983年,蒋经国认为,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,大陆将日渐茁壮强大。他告诉同僚:“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。”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。蒋经国对德国《明镜周刊》就说:“让大陆与台湾、新加坡的繁荣、开放社会多接触,将可导引大陆往类似方向演变。重建一个自由、民主、统一的中国,既不是梦想,也不是幻想。”

  1984年10月,居住美国的作家江南(原名刘宜良)因写了对蒋家颇有冒犯的《蒋经国传》,被台湾情治机关连手黑社会杀害,“江南命案”震惊了世界。而种种迹象表明,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是幕后的参与者。刘宜良命案之后,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,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,每星期2和星期5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。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孝勇是“地下总统”。为了澄清事态,蒋经国1985年8月接受《时代周刊》专访时表示,他“从来没有考虑过”由蒋家成员接班。当蒋经国获悉孝武、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“中央委员”时,就加以制止。12月15日向“国民大会”发表讲话时,他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,回答说:“既不能,也不会。”

  1985年2月,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“中央党部秘书长”的职务。蒋经国召回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“大使”马树礼,回国接任国民党“中央党部秘书长”。蒋经国告诉马树礼,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,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项目小组,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。通常这些小型、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,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,提出各种看法。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,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。所谓商量,往往是一面倒,蒋经国一直问话,问个不停。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,能被蒋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,总是令人觉得荣幸。

  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派“形势大好的一年”。在新年之际,已经没有人批评“精神污染”或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。胡耀邦强调高度民主是“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目标”,宣称“没有民主,就没有现代化”。

责编:李柏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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