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,“台独”思潮逐渐萌芽。但“台独”并不是民进党的建党初衷,“独派”也不是民进党成立时的主流力量。今日台湾、今日两岸,纷繁芜杂,错乱迷踪,梳理历史的脉络或许有助于更好理解当下。本文原载于《多维TW》,拿来以飨读者。
全文如下:
国民党败退台湾后,尽管实行了戒严,但在野人士推动台湾民主的党外运动从未停歇。1986年9月28日,当朱熹第26代嫡孙朱高正在132人与会的“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”上一语惊人地提出党外立即组党后,本来决定在年底筹划建立的民进党就这样戏剧般地诞生了。甫成立的民进党虽然将台湾自决写入党纲,但是并未排除统一选项。5年后,民进党却打出“台湾共和国”的旗号。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,“台独党纲”已成为民进党不可切割的一部分。民进党如何会从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政党质变成追求台独的政党?
日本殖民的影响
1895年,清廷依照《马关条约》将台湾、澎湖割让给日本。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成立“台湾民主国”抵抗日军登陆,然而台北的士绅商贾为既得利益投日,引领日本和平接收台北的是后来成为台湾五大家族之首的辜显荣。(辜显荣,即“台独大佬”辜宽敏、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父)
1935年,日本皇室的北白川宫晚餐会。前排右起为 许丙、服部兵次郎、东园基文、东园佐和子、辜显荣、林熊徵,后排右起为 许伯埏、叶白、张镜村。
日据初期,日本并不知道如何统治殖民地,台湾大地烽烟四起,抵抗运动遍地开花。又是辜显荣,适时献策仿照清制重设保良局,并联合林熊征、李巡禧等亲日士绅组成“公益会”以配合台湾总督府镇压民众。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盛赞辜显荣为“台湾甘地”。在辜显荣等人的协助下,抗日运动被镇压,殖民秩序初步建立起来。为了表彰辜显荣,日本天皇先后授予其勋六等单光旭日章、勋五等双光旭日章,以及从军记章。
1898年,日本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就职后,以“农业台湾、工业日本”的格局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改造,建立樟脑、盐、烟酒等专卖制。辜显荣在日本人准许下成立大和商社,获得大量商品在台湾的特许经营权与专卖权。尔后,辜显荣还积极从事土地开垦及金融业等各项投资,逐渐显耀门庭。到1930年代,辜显荣家族的产业遍及全岛,成为台湾最大的“红顶商人”。基隆颜家亦靠颜云年维持治安有功,取得矿业开采权,与日本人合资开办“台北炭矿株式会社”,几乎垄断全台矿产,后又组建了横跨金融、水产、化工、保险等行业的大财团。对于板桥林家(林熊征与林本源家族)、高雄陈家(陈中和家族)为代表台湾大商人,总督府“以专卖凭证和授予其他经济特权换取他们的效忠”。台中雾峰林家(林献堂家族)虽然接受了总督扶持,却坚持采取和平方法抗日,以图“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”“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”。
“台湾五大家族”指的是基隆颜云年家族、板桥林熊徵家族、雾峰林献堂家族、鹿港辜显荣家族、高雄陈中和家族。其形成的时间及原因有所不同。板桥林家、雾峰林家在清朝时就已是深具影响力家族,基隆颜家、鹿港辜家、高雄陈家则于日据时期崛起。板桥林家是因经商致富,雾峰林家是藉军功发展事业,基隆颜家、鹿港辜家、高雄陈家则是在日据时期经营产业聚集财富。
就这样,在台湾五大特权家族的支持下,日本通过私人财阀掌控了台湾的经济命脉,使台湾脱离中国经济圈,转而融入日本经济圈。台湾工业在日据时期确实得到了发展,虽然这种发展是畸形的,但仍使台湾在政治、经济以及文化水平上得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,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日台湾人的生活之中。
延绵至今的还有“日式文明”,殖民者强迫台湾人从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、文化艺术、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看齐。更在语言与文字上作文章,推广日文教育,对于使用日语和生活方式日本化的家庭,总督奖赏其为“国语(日语)家庭”,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,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。
在经济与文化双重攻势下,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坦言,“日本人治台……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,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:排除了瘟疫、盖好了水利、普及了教育、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。这些事情,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。”
“台独”思潮的萌芽
即便如此,当日本投降,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宣告“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”时,台湾全岛仍然到处张灯结彩庆祝回归。然而这种喜悦很快就被国民党歧视台湾人的政策所扑灭。台湾光复后,大陆人接替日本人成为一等人,台湾人被歧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,政府公职与大企业职位几乎被来台的大陆人所占据。
后来为了准备国共内战,政府又滥发纸币,致使物价3年上涨1056倍。一时间台湾岛内社会秩序混乱、民不聊生。这种情况让不少台湾人甚至开始怀念日据时代的生活。1946年,在台湾光复一年后,蒋介石来到台湾,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。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对美国记者说:“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,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?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,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。”
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,一起偶然事件点燃了台湾民众长期积攒的怒火。1947年“二二八”事件中,公卖局人员在台北因查缉私烟打伤女贩,还误杀路人,激起了民愤。台北市民游行示威要求惩凶,竟遭枪击,死伤数人,引发军民冲突以及省籍对抗。为了解决争端,全台士绅组成处理委员会,居中协调,提出改革要求。陈仪急电南京求援,蒋介石令驻守上海的21军赴台大规模镇压,数月之间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。影响至今的“本省人”与“外省人”隔阂始于此时,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及时抚平伤痕,简单粗暴用镇压与威权统治使台湾恢复平静,也终结了台湾人对于国民党的幻想。
后来被称作“台独教父”的彭明敏的父亲彭清靠就是这一时代的缩影。当时任高雄市参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彭清靠经历了被捕、险些被杀、释放,尝到了“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”,再也不参与政治。受父亲遭遇的影响,彭明敏对国民党并不认同。1964年9月,他终于和谢聪敏、魏廷朝一起炮制出“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”,其目标是团结全岛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,建立“新国家”;制定“新宪法”,保障基本人权,实现真正民主。
在他提出宣言前,辜显荣之子辜宽敏与自觉升官无望的廖文毅先后前往日本,在日本不愿放弃台湾的右翼分子的帮助下开始“台独”活动:辜宽敏1950年组建“台湾青年独立联盟”,廖文毅1955年在东京召开“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”,参与者共百余人,其中台湾人不到一半,其余皆为日本人。日本财阀也培养出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、奇美集团创始人许文龙等代理人,从工商界入政界,暗中支持“台独”活动。
但是,这种“台独”路线就连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党外运动也不赞成,党外期刊《新潮流丛刊》刊文抨击辜宽敏:“他的‘台湾青年独立联盟’以昭和为年号,用红太阳当‘国旗’,整天跟日本权贵来往,乞怜于各帝国之间,一派‘皇民贵族’作风。”“他反对国民党统治台湾,大部分来自对日本的依恋和对中国人的鄙视。这一点,可以说是承继辜家的传统。”
显然,“台独”即便是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也没有生长空间,党外运动乃至后来的民进党一直在对抗国民党的威权政治,为了民主与自由而奋战。
美丽岛大审
1979年12月10日上午,当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说这是“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”时,他不会想到距离“美丽岛事件”爆发只有几个小时了。
这一年对蒋经国来说是遭到重创的一年。在1978年底之前,蒋经国在经济建设与民主化上做出了一番成就,党外势力在推翻国民党威权统治、实现民主的目标下稳步上升,未来的民进党核心成员已经开始尝试组织化。此时的党外运动并没有掺杂进“台独”势力,其中不乏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人士,譬如在1948年当选首届“立法委员”的费希平。在蒋经国的有意放开以及党外运动的共同努力下,台湾社会开始恢复生命力,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,但这一切因为美国与台湾的断交戛然而止。
1978年12月,美国政府突然告知台北,即将终止与“中华民国政府”的外交关系,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惊人的变故使蒋经国的治台政绩随之失色,他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,情急之下他发布“紧急命令”,命令正在进行中的增补民代选举延期举行,并停止一切选举活动。但许信良、余登发等人发表《党外人士国是声明》反对蒋经国的决定,在要求恢复选举的同时,有感于台湾如同弃儿般的现实,主张“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”。
党外人士的不配合使得当局与他们的冲突不断加深。虽然蒋经国准许了言辞激烈的《美丽岛》杂志发行,然而创刊后不断被骚扰,余登发被捕,以及许信良被迫远走美国的事实让《美丽岛》杂志的创办者们深信,蒋经国并没有推行民主化的决心,双方积怨加深,最终酿成“美丽岛事件”。
1979年11月,《美丽岛》杂志与“台湾人权委员会”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高雄举办纪念“国际人权日”集会游行,遭到拒绝。《美丽岛》杂志决定不理会当局的态度,按原计划举行集会游行。12月10日当天,演讲者手持扩音器猛烈抨击当局,誓言坚持游行。晚上8点多,数千名情绪高昂的民众与奉令“打不还手”的“宪兵”相隔不过百米。集会结束后,以3辆宣传车开道,数千民众持木棍、火把开始游行。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,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,爆发严重冲突。在折返《美丽岛》杂志高雄办事处后,双方再次发生扭打,冲突持续到半夜,共有183名警员,92名示威民众受伤。
次日,台北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。幸好警方自制,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,初期当局普受同情。面对国民党内严惩的呼声,蒋经国心情颇为沉重,最终他决定大举镇压,“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,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,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,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。”
3天后,台湾“行政院新闻局”对《美丽岛》作出停刊一年的处理,并查封杂志社台北总部及各地办事处;情治部门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,黄信介、施明德、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“涉嫌叛乱罪”被抓扣,聚集在《美丽岛》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。1980年3月至4月,经过军法审判,以“为中共统战”和“台独叛乱”罪名,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,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,姚嘉文、张俊宏等6人有期徒刑12年,另有91人被释放。
台湾当局允许媒体转播此次审判,党外人士在审讯中的表现得到民众同情,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也获得社会进一步的认可,然而党外精英们已入狱,民主运动香火该如何传承?倒是蒋经国看得更清楚一些,他在中央党务会议上肯定了对“美丽岛事件”的处理,“但问题并非没有了,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……因此美丽岛事件之后,更应开大门、走大路加强工作,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。”
事情似乎回到了蒋经国的掌控中,然而在当年6月,“美丽岛事件”的巨大影响力彰显出来。不仅是受刑人家属高票当选“立法委员”与“国大代表”,“美丽岛事件”辩护律师团中的张德铭、陈水扁、谢长廷与苏贞昌也纷纷当选“立法委员”、县市议员,开启政治生涯。此后,党外势力一直在进行整合,他们就如何实现目标展开了长期的争论,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1985年基层公职人员选举。为了这次选举,党外不同派系冰释前嫌,提出20项共同政见,这也是民进党创立的基础。此时,“台湾前途,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”已成为重要一项,但也仅仅是自决,无论“统一”还是“独立”从来都不是党外运动的关注点。
到了1986年,当党外运动寻求新的突破时,蒋经国的政治生涯也出现了惊人的转折。他在确认身体健康已大不如前的情况下,决定打破威权统治、深化民主。在蒋经国的开明政策下,民进党戏剧般地成立了,“美丽岛事件”辩护律师江鹏坚击败党外大老费希平成为创党主席。一时间,选举出身的政治精英与从事理论宣传的意识精英汇聚在一起,他们虽然视自己为台湾的“本土政党”,将国民党当局称为“外来政权”,但仍未提出“台独”,争取民主自由、让台湾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才是他们活动的重点。
“台独”并不是民进党的创党初衷,也不是民进党成立时的主流价值观。从1986年创党之初的“台湾自决”,到1991年提出“台独纲领”,再到1999年提出“台湾前途决议文”,13年间民进党完成“台独”三部曲,这都要“归功”于李登辉。
李登辉打造“台独党”
李登辉崛起的过程,是台湾政坛中不可思议的传奇。作为深受日本影响但土生土长的台湾人,学生时代的李登辉成绩优异,有感于佃农的辛劳以及想把农业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,于是选择农业经济作为人生的研究目标,成为国际知名的农业经济专家。1971年,准备组阁的蒋经国相中了李登辉,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台湾政治的未来走势。
当蒋经国去世后,时任“副总统”的李登辉继任“总统”,此时的台湾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最为混乱的时刻,继续执行蒋经国的“民主化”、“本土化”政策必将遭到反对势力的抵抗。为了稳定局势,奠定权力基础,李登辉上台后便决定加强与党外反对势力的沟通。
李登辉的作为使民进党大受鼓舞,他们把李登辉看作是“台湾人出头天”(摆脱“外省人”统治)的希望。而李登辉也确实没有辜负民进党的期望,给了民进党巨大的支持和庇护。1988年,主张“台湾独立建国”的“台独联盟”被获准连续两年在台湾举行年会;1990年,李登辉邀请蒋经国时代流亡海外的辜宽敏等回台参加“国是会议”;1993年,李登辉发表了著名的“奶水论”:在实行“政党政治”情况下,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大党要有胸襟,要给民进党一些“奶水”,让民进党能够长大。
事实的确如此,民进党正是在李登辉的“精心哺育”和全力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。而民进党也“知恩图报”,在国民党历次政争中,不管是非曲直,每次都坚定地站在李登辉一边,为李登辉稳住阵脚。
但是,“台独”路线并不因为受到李登辉的鼓励便可以得到民众认同。1991年民进党提出“台独纲领”,也就在这年年末,民进党在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遭遇惨败。得到教训后的民进党降低了“台独”声调,不再露骨地宣扬“台湾共和国”。
民进党的失败让李登辉转而支持统一,并透过海基会开始与大陆方面会谈。到1992年底,在双方的妥协下达成“九二共识”,这对于两岸关系是个里程碑式的转折。然而李登辉开始推动两岸格局往“特殊两国论”的路上不断前进,不仅坚持两岸要对等,更以民主自由为前提,台湾人本就饱受专制之苦,李登辉提出民主自由在台湾人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他们不愿再回到专制政权的统治下。
大陆方面没有就此表明看法,因为大陆更在意“两岸对等”的说法,坚持认为“一个国家两个政府”就是“两国论”。1995年6月,大陆海协会致函海基会,宣布终止两岸谈判。国台办发言人指责李登辉“肆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,破坏两岸关系发展”,而后大陆开始在东海进行大规模导弹演习和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。这种强硬姿态引发第3次台海危机,更使得台湾人对于大陆没有好感,在恐慌和高涨的不满情绪中,李登辉反而在1996年第一次直选中高票当选“总统”。受益于本土意识的高涨,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并开始大力扶持民进党以及本土派。
此时的台湾已经无人能阻挡李登辉的“台独”进程,他在位期间6次强力主导“宪法修正案”,无一次不是为了更容易掌控政局发展而便宜行事。而国民党内坚持统一路线的所谓非主流派如赵少康、郁慕明等人全部脱党,继而泡沫化;一直为李打拼的宋楚瑜在台湾省存废问题上与李登辉反目,最后被迫出走并一再落选。民进党亦是如此,针对李登辉的“两国论”,民进党创党元老许信良以“大胆西进”作为号召,希望台湾能走出“本土迷思”和“省籍情”结,进军大陆,参与东亚地区新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。然而许信良在党内初选竞争中败给后辈陈水扁,后来在数次民进党主席选举和党内“总统”候选人提名战中均以失利告终,成为与宋楚瑜一样快速泡沫化的政治明星。只有高呼“我是新台湾人”的马英九、陈水扁、蔡英文得以顺利崛起。
在李登辉的帮助下,陈水扁2000年成功当选“总统”并且连任,然而李登辉并不甘心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,继续透过“独派”延续政治生命,这使得民进党直到今天为了保住深绿版块也不敢冻结“台独纲领”,只能戴着“台独党”的帽子一路前行,成为摆在蔡英文面前的一道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