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师大附中历史科教师苏信宇接受《环球时报》专访：新课纲让学生对抗战普遍缺失关联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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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article><section data-type="rtext">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。近日，《环球时报》专访了台北师大附中历史科教师苏信宇，进一步了解台湾历代课纲如何叙写抗日战争历史，以及如何影响台湾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民族意识。 “抗日战争的内容有所减少” 环球时报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历史的？经历过哪些教材版本的更替？目前教授的年级和使用的教材是什么？ 苏信宇：我从2006年开始任教，到现在近20年。历经了“95暂纲”（暂时课纲，2006年实施）、“101课纲”（2012年实施）和“108课纲”（2019年实施），这几种版本我都教过。我目前教的是高中二年级，使用的是翰林版课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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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环球时报：从你的观察来看，从你开始任教至今，这些年教材中关于抗日战争的篇幅和叙事发生了哪些变化？ 苏信宇：从我个人的观察，首先在篇幅上，抗日战争的内容有所减少。叙事方面，“95暂纲”和“101课纲”比较着重于战争的发展过程，常用“我国”“我们”这样的第一人称来书写。“108课纲”则更强调民众在战争中的经历，比如饥荒、空袭、“慰安妇”等问题。 环球时报：你在求学时使用的教材与现在相比，关于抗战的叙事有何不同？ 苏信宇：我读书时（大约上世纪90年代）使用的课本注重历史知识的培养，对抗战写得比较完整：从抗战爆发的起因、艰苦抵抗的过程，到最后抗战胜利。现在“108课纲”的教材大多分成两条轴线叙写：一个以太平洋战争分为前期跟后期进行叙述；第二个是现在特别着重的部分，即东亚各国民众在战争中的共同经历，比如战争可能会造成人民流离失所、民生困难。 环球时报：台湾人参与抗战的内容，在不同课纲里是如何呈现的？ 苏信宇：对比现在的教材来看，除了之前的“101课纲”里有特别强调台湾人参与抗战的部分，比如提到李友邦将军、台湾义勇队等，其他课纲对于台湾人参与抗战的叙写则比较少。所以台湾的学生对这部分的认知普遍不多，而且他们也觉得这部分并不是他们认知的重点。 “地方意识大于国家意识” 环球时报：根据你的观察，这些课纲修订对学生的抗战史观和价值观塑造有什么影响？ 苏信宇：从“95暂纲”到“101课纲”，再到“108课纲”，课程架构对于历史课程内容的安排存在一些差异。这些差异导致的更大的问题在于，它正在逐步建构以台湾和台湾人为主体，而不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历史思想，企图通过“地方意识大于国家意识”的理念，把“台湾意识”扩大，然后把“中国意识”缩小。以“108课纲”来看，台湾的历史课本分为三部分：台湾史、中国与东亚史、世界史。从比例上来看，台湾史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中国史。中国史以前纯粹叫“中国史”，可是现在叫“中国与东亚史”，而中国史占“中国与东亚史”的篇幅比例大概在2/3至4/5之间（各版本不同）。这样的课本培养出的学生，更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。 环球时报：所以说现在的课纲减少了抗战内容，叙事也让学生觉得与自身关系不大？台湾学生在抗战史部分更关注哪些内容？ 苏信宇：从现实面来说，学生主要关注考试的考点。抗战史部分考试的重点大致分为两个区块：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情况，主要讲中国的独力抗战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情况，当时中国与英、美、苏联等国联合抗战。大陆的用语是“对抗法西斯政权”，而台湾则表述为“轴心国与同盟国间的作战”。并且在这两个区块中，（太平洋战争）这一主题主要在中国与东亚史的部分呈现，所以叙述常以“中国”为主体，不会特别提到台湾地区的抗战内容。因此，学生普遍缺乏关联感，他们不觉得抗战是抵御外敌的行动，也不认为抗战跟自身有太大关系，而是单纯视其为一段过去的历史，不会刻意关注。 此外，少数对抗战历史有兴趣的学生，也多出于个人爱好。当历史课本无法满足他们的兴趣时，他们可能会从影视作品里了解抗战历史。不过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拍过纪念抗日英烈的影视作品，如今已很少再有类似作品。 环球时报：课纲的修订对你的教学工作有没有产生影响？你在授课时会补充被删减的内容吗？台湾的教师群体会对课纲修订的内容进行讨论和思考吗？ 苏信宇：总体来说对我的教学工作没有太大影响，我们一般会根据上课内容和需求进行灵活调整。大部分老师对课纲修订的态度是：“政府”制定课纲、出版社编好课本，他们只要选择教材即可。虽然教师之间会有讨论，但并不会因此积极争取修改教材。多数老师在看到教材后，会截取或重新整理，建构出自己的一套教学脉络和架构。总体来说，大多数老师仍以考试为导向，不过也有一些老师会尝试建立自己的历史观点，并透过教学影响学生的历史观。 “关键在于史观的取向” 环球时报：你是否了解过大陆教材中的抗战叙事？你如何评价两岸对这段历史叙事的差异？ 苏信宇：几年前我到大陆的高中访学，看过大陆的教材课本。我发现大陆近年来的课本已经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列，承认国民政府的抗战贡献，我认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还原。而台湾这方面的叙述就减少很多，对于抗战的爆发过程和结果以前会写得较为详实，现在则用非常笼统的方式来提到。 环球时报：你觉得课纲修订的背后，是学术研究推动的，还是政治氛围的影响？在你看来，推动课纲修订的推手们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 苏信宇：政治氛围会影响到学术界的思想研究，学术思想的投入又会反作用给政治氛围。例如，台湾的“中央研究院”设有近代史研究所、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，而近年又新设立了“台湾史研究所”。不是说不能围绕研究台湾史专门成立研究所，但就像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会专门设立湖南史研究所、广东史研究所，我们很少看到一个“中央组织”里有这样的单位。所以我认为，成立台湾史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建构“台湾的主体性”，并且以我的观察，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。 环球时报：如果未来能再修订课纲，你希望抗战和台湾光复的部分如何呈现？你觉得应该如何做才能改变台湾历史教学离正确叙事越来越远、越走越偏的趋势？ 苏信宇：大约30年前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接近一半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较低；但经过近20年来历史教育的重建，如今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大幅下降，而认同台湾人的比例超半数，这种转变主要来自于历史教育在史观上的影响。历史教育的建构基础在于史料、史实和史观，抗战与台湾光复的史料和史实本身没有问题，关键在于史观的取向。当前台湾的史观偏向“以台湾为主体”，从而塑造了现今的认同；如果在史观建构上更多依托史料与史实，整体局面或能调整。 为此，我认为需要重新定义历史课纲，并从教学中改善，现行台湾高中的历史必修课只有3学期、每周两节课（两小时），时间有限，故教师讲述内容亦有所取舍。就教材中抗战与台湾光复的部分而言，可以通过介绍抗战的起因、发展，带出抗战对整个中国的影响，再引出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中国的历史，形成完整的历史脉络，并回归到民族精神、民族意识的培养，而不是像现行课纲那样割裂为两个部分。至于未来是否有可能调整，我认为还要看岛内政治环境会不会转变。（鲲屿哨所工作室）</section></article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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