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CaKrnJoXAv作者:李柏涛taiwan.huanqiu.comarticle卖淫合法化引爆岛内争论/e3pmh1fmg/e3pmt8u2l经过近一年的讨论,台湾“内政部”终于在13日达成“性交易除罚化”(即进行性交易不受处罚)等多项共识,并排除设立“红灯区”的经营模式。此举在岛内引起激烈争论。有国民党“立委”立即炮轰说,除罚化规定将令岛内性交易产业化,最后恐将遍地开花。也有媒体感慨地说,岛内性工作者发生的变化只算小小的一步,后续问题仍然不少,都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中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。当局拟推“一楼一凤”据台湾《联合报》14日报道,“内政部长”江宜桦13日亲自邀集社会学家、法律学者、当局及地方代表,就性交易除罚化进行最后一场综合座谈。多数与会人士认为,性工作者可采取“一楼一凤”或三至五人小型个人工作室的经营模式。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了解,所谓“一楼一凤”是香港色情业的说法,在台湾很少用,通俗讲就是个体户经营性产业。报道称,“内政部”提出这种经营模式,主要是希望排除大规模、公司性的经营色情模式,避免人口贩运与性剥削。但性产业的经营地点仍有规定,像文化教育和宗教寺庙的一定距离内,不宜有性工作者,否则将取缔。至于过去一再被提起的“红灯区”,与会者并不赞成,多数人认为这种方式会使性工作者易被污名化,外界也会认为“一定没干好事”。 岛内长期“执著”于“只罚性工作者,寻芳客却没事”的“罚娼不罚嫖”规定,即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获,会被依法罚款3万元以下新台币,或拘留3天以下,但对性消费者则没有惩处措施。1997年台北市废除公娼后,多数性工作者转为私娼。根据台湾“警政署”的统计,不时被抓的性工作者大半是30岁以上的底层娼妓。跑酒店的年轻辣妹从业者大多有“白道”撑腰,不时在招待所、桑拿浴场等高档色情场所寻觅政商名流买春的线索,她们担心的其实是狗仔队的镜头。宜兰两名法官因此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“大法官”申请“释宪”,去年11月“大法官”宣告“罚娼不罚嫖违宪”。此举也让当局不得不限期面对性交易管理的烫手山芋。“内政部”刚刚形成的共识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。“立委”担忧“全民皆娼”性交易行为是否应该限制,或应该如何管理,在岛内一直是具有高度社会争议的议题。“内政部”去年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48.2%的受访民众赞成给予性工作权,43.4%表示反对;47.8%反对性工作除罚化,43.1%赞成。一些人认为,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,总比流莺乱窜、警察乱抓好,他们唯一在乎的是“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”。对于“性交易除罚化”,不少舆论表示强烈反对。国民党“立委”吴育升14日在“立法院”开火,炮轰“一楼一凤”很可能使性交易变成产业化或连锁经营,而不设“红灯区”更可能造成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,“讲难听点,最后会变成全民皆娼,全岛皆娼”。民视新闻台调侃说,吴育升前不久深陷婚外情传闻,此番强烈反对性交易除罚化,听得一旁“立委”直冒冷汗。民进党“立委”黄淑英认为,性交易中的女性是弱者,因此“不罚娼”已经有共识,但是对于嫖客还是应该教育,或课以“社会成本捐”,她认为应该往“罚嫖不罚娼”的方向修法。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也质疑称,“如果我们全部都不处罚,就是承认性是可以买卖的,而性变成一种产业之后,我们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,性的价值又是什么?”她说,性产业带来的治安、性病等社会成本非常高,应将处罚嫖客的罚金视同“国民健康捐”,用于帮助弱势妇女。据记者了解,除罚化相关结论仍将提送12月召开的“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”第18次会议中讨论。台性工作者持续抗争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在台湾了解的情况,岛内之所以能实现“性交易除罚化”,在一定程度上与性工作者持续抗议有关。1997年,台北市成立了“公娼自救会”,开启了妓权运动。两年后,民间团体“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”成立。她们发动了500多场街头抗议活动,每逢“大选”或台北市长选举前,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,并把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、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以及将公娼馆“文萌楼”转化为文化古迹。就这样,原本在角落不被看见、被扭曲的性工作者,开始在各种公共场合出现。越来越多的市民也逐渐了解性工作者的真实情况。台《联合报》评论称,从台北市废除公娼到现在已13年,“娼妓”一词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,相关的变化仍将持续下去,并对岛内社会产生强烈冲击。还有舆论认为,“内政部”对性交易“除罪不处罚”,有逃避职责及变相鼓励性产业之嫌,以“小型个人工作室”经营性产业,恐怕会让剥削者有机可乘,并让色情业在街头乱窜,造成更复杂的社会问题。“中央社”总结说,如何兼顾“大法官释宪”,同时取得社会高度共识,提出完善的性交易管理配套,考验着台当局的智慧。▲责任编辑:李柏涛12874719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,未经书面授权,严禁转载或镜像,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责编:佚名环球时报128747190000011[]{"email":"anonymous@huanqiu.com","name":"佚名"}
经过近一年的讨论,台湾“内政部”终于在13日达成“性交易除罚化”(即进行性交易不受处罚)等多项共识,并排除设立“红灯区”的经营模式。此举在岛内引起激烈争论。有国民党“立委”立即炮轰说,除罚化规定将令岛内性交易产业化,最后恐将遍地开花。也有媒体感慨地说,岛内性工作者发生的变化只算小小的一步,后续问题仍然不少,都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中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。当局拟推“一楼一凤”据台湾《联合报》14日报道,“内政部长”江宜桦13日亲自邀集社会学家、法律学者、当局及地方代表,就性交易除罚化进行最后一场综合座谈。多数与会人士认为,性工作者可采取“一楼一凤”或三至五人小型个人工作室的经营模式。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了解,所谓“一楼一凤”是香港色情业的说法,在台湾很少用,通俗讲就是个体户经营性产业。报道称,“内政部”提出这种经营模式,主要是希望排除大规模、公司性的经营色情模式,避免人口贩运与性剥削。但性产业的经营地点仍有规定,像文化教育和宗教寺庙的一定距离内,不宜有性工作者,否则将取缔。至于过去一再被提起的“红灯区”,与会者并不赞成,多数人认为这种方式会使性工作者易被污名化,外界也会认为“一定没干好事”。 岛内长期“执著”于“只罚性工作者,寻芳客却没事”的“罚娼不罚嫖”规定,即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获,会被依法罚款3万元以下新台币,或拘留3天以下,但对性消费者则没有惩处措施。1997年台北市废除公娼后,多数性工作者转为私娼。根据台湾“警政署”的统计,不时被抓的性工作者大半是30岁以上的底层娼妓。跑酒店的年轻辣妹从业者大多有“白道”撑腰,不时在招待所、桑拿浴场等高档色情场所寻觅政商名流买春的线索,她们担心的其实是狗仔队的镜头。宜兰两名法官因此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“大法官”申请“释宪”,去年11月“大法官”宣告“罚娼不罚嫖违宪”。此举也让当局不得不限期面对性交易管理的烫手山芋。“内政部”刚刚形成的共识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。“立委”担忧“全民皆娼”性交易行为是否应该限制,或应该如何管理,在岛内一直是具有高度社会争议的议题。“内政部”去年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48.2%的受访民众赞成给予性工作权,43.4%表示反对;47.8%反对性工作除罚化,43.1%赞成。一些人认为,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,总比流莺乱窜、警察乱抓好,他们唯一在乎的是“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”。对于“性交易除罚化”,不少舆论表示强烈反对。国民党“立委”吴育升14日在“立法院”开火,炮轰“一楼一凤”很可能使性交易变成产业化或连锁经营,而不设“红灯区”更可能造成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,“讲难听点,最后会变成全民皆娼,全岛皆娼”。民视新闻台调侃说,吴育升前不久深陷婚外情传闻,此番强烈反对性交易除罚化,听得一旁“立委”直冒冷汗。民进党“立委”黄淑英认为,性交易中的女性是弱者,因此“不罚娼”已经有共识,但是对于嫖客还是应该教育,或课以“社会成本捐”,她认为应该往“罚嫖不罚娼”的方向修法。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也质疑称,“如果我们全部都不处罚,就是承认性是可以买卖的,而性变成一种产业之后,我们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,性的价值又是什么?”她说,性产业带来的治安、性病等社会成本非常高,应将处罚嫖客的罚金视同“国民健康捐”,用于帮助弱势妇女。据记者了解,除罚化相关结论仍将提送12月召开的“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”第18次会议中讨论。台性工作者持续抗争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在台湾了解的情况,岛内之所以能实现“性交易除罚化”,在一定程度上与性工作者持续抗议有关。1997年,台北市成立了“公娼自救会”,开启了妓权运动。两年后,民间团体“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”成立。她们发动了500多场街头抗议活动,每逢“大选”或台北市长选举前,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,并把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、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以及将公娼馆“文萌楼”转化为文化古迹。就这样,原本在角落不被看见、被扭曲的性工作者,开始在各种公共场合出现。越来越多的市民也逐渐了解性工作者的真实情况。台《联合报》评论称,从台北市废除公娼到现在已13年,“娼妓”一词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,相关的变化仍将持续下去,并对岛内社会产生强烈冲击。还有舆论认为,“内政部”对性交易“除罪不处罚”,有逃避职责及变相鼓励性产业之嫌,以“小型个人工作室”经营性产业,恐怕会让剥削者有机可乘,并让色情业在街头乱窜,造成更复杂的社会问题。“中央社”总结说,如何兼顾“大法官释宪”,同时取得社会高度共识,提出完善的性交易管理配套,考验着台当局的智慧。▲责任编辑:李柏涛